在这个世界里有两种时间，机械的时间和身体的时间。第一种时间就像铁钟摆一样刚硬厚重，来了去，去了来。第二种时间摇摆灵动，仿佛海湾里的青鱼。第一种既定不移。第二种要走着看。
许多人认为第一种时间并不存在。他们经过克拉姆街的巨钟时瞧也不瞧它，到邮政街寄东西或在玫瑰苑逍遥时听也不听它。他们腕上倒也有表，但只是作为一种装饰，或是对别人馈赠计时器的一番客气。他们的家里可没有钟表。他们聆听心跳，听从情绪和欲念的安排。饿了便吃，醒来便到帽店药房上班，大白天随时做爱。他们只觉得机械时间可笑。他们知道时间走走停停：带着受伤的孩子奔往医院时，遭逢邻人委屈的目光时，他们晓得时间是在勉力负重，举步维艰；而对酒饮誉偷情时，则明白光阴兔起鸪落，也就是那么一晃。
其他人则认为他们的身体并不存在。他们按机械时间生活，早晨七点起床，十二点中饭，六点晚饭。他们按照钟表准时赴约，夜里八点到十点之间做爱。一周工作四十小时，星期天读周报，星期二晚上下棋。饥肠辘辘时看表到没到开饭时间。觉得音乐会实在没意思便看舞台上方的钟，还要多久才能散场。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没什么稀奇，不外乎成分、纤维和神经冲动等等凑在一起。思想只是大脑中的电振荡，发情不过化学物质流到某处神经末梢，悲伤正是一点儿酸性物质刺激了小脑。总之，身体是部机器，和电子或钟表一样，须遵守电学和力学的规律。如此说来，身体只能用物理语言来表达。倘若身体说了话，那也是众多杠杆诸多力在发言。身体是个受指使、而不是被听从的东西。
沿阿勒河散步、呼吸夜色的人看到两个世界的合一。一个船夫数着船在水流中漂移的时间，以测船在黑暗中的位置。“一呀三米。二呀六米。三呀九米。”那干脆利落的声音划过黑夜。努代克桥上的路灯下站着一年不见的兄弟俩，在饮酒谈笑。圣文森大教堂的钟悠扬了十下，紧接着雪夫劳勃沿街的公寓都熄了灯，全然机械反应，仿佛欧氏几何推导。躺在河岸上的一对情侣被远处教堂钟声从没时没响的梦乡唤起，懒洋洋地发现已是晚上。
两种时间，并则烦恼丛生，分则快乐安闲。可不是么，律师、护士、面包师傅们居然只可在一种时间安身，不能在两种时间立命。两种时间都真，但两种真实不同。

这是十一月的一个寒冷早上，刚下过第一场雪。一个穿皮大衣的男人站在克拉姆街四楼自家的阳台上，下面是采令格尔喷泉和白皑皑的街道。往东，可见圣文森大教堂塔顶尖尖。往西，可见初特落盖楼顶弯弯。可他既不东张也不西望，而是盯着那落在雪地上的小红帽在想：该不该去弗里堡那女人的家？他的手把金属栏杆握紧又松开，松开又握紧。去还是不去？该还是不该？

他决定从此再不见她。她爱指使又好议论，不会让自己有好日子过的。没准儿她对自己压根儿也没兴趣。所以他拿定主意再不见她。他还是同男人们往来。他在药房埋头工作，难得一顾那位经理的女助理。晚上和朋友去科雪街喝啤酒，学着做奶酪火锅。又过了三年，他在拿哈特街的服装店遇见一个女子，人很好。做爱的事来得极慢，总有数月光景。一年之后，她来伯尔尼两人住在了一块。他们过着平静的日子，一起沿阿勒河边散步，相偕到老，心满意足。

在第二个世界里，这个穿皮大衣的男子打定主意还是去见弗里堡的女人。他对她不太了解，她也许是爱指使，而且乍神乍鬼的，可怎奈她笑得太好，用词又妙。对，他还是要见她。他来到弗里堡她的家中。与她并坐椅上，心头怦怦；望着那皓臂，神志昏昏。轰轰烈烈，颠鸾倒凤。她劝他搬到弗里堡来，他便辞了伯尔尼的工作到弗里堡邮局上班。他爱她爱得如火如荼。每天中午回家，吃饭，做爱，吵架，她嫌钱少，他直告饶，她拿壶砸了他又再度云雨，雨过天晴他回到邮局。她扬言离开他，却又没有离开；他为她而活，倒也以苦为乐。

在第三个世界里他打定主意还是见她。他对她不太了解，她也许是爱指使，而且乍神乍鬼的，可怎奈她笑得太好，用词又妙。对，他还是要见她。他来到弗里堡，在家门口碰见她，两人坐在厨房的桌边喝茶，聊她在图书馆的工作，聊他在药房的差事。一小时后她说要出去帮朋友忙，和他握手再见。他坐三十公里火车回到伯尔尼，一路茫然若失。他回到克拉姆街四楼的公寓，站在阳台上望着落在雪地上的小红帽。

这三段故事都发生了，发生在同时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时间和空间一样，也是三维。就如同一个物体可以沿垂直的三个方向即纵、横、高运动，一个物体也可以投身于彼此垂直的三种未来。每个未来都沿不同的时间方向运动。每种未来都真实。在每个选择的当口，比如去不去弗里堡见那妇人，买不买件新外套，世界都一分为三，人是同样的人，命运却不一样。到后来，便有无数个世界。

既然所有的可能都要发生，一些人便懒得挑挑拣拣。在这样一个世界里，人怎么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？另一些人却以为应该认真选择，认真承担，没有承担，天下大乱。这些人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怡然自得，因为他们明白这些世界各有各的道理。

在这个世界里，时间仿佛一条水流，偶因一堆石或一阵风而改道。宇宙的一些故障时不时地使时间的大河岔出小溪倒转。赶上这时候，落入“河汊子”里的鸟儿、土地和人民便蓦然发现自己回到了过去。

被运回过去的人很容易辨认。他们深衣蹑行，尽量不出一点声，不碰一根草。他们害怕过去弄出的动静会对将来发生不利的影响。

例如此时此刻，就有这么一位蹲在克拉姆街19号拱廊的阴影里。她待的那个地方，对于来自将来的旅人不是个合适的去处。行人走近，望望，又走远。她蜷缩在角落里，倏忽溜过街道，缩进22号的另一个暗处。她生怕脚下扬起尘土，因为1905年4月16日这天下午有位叫彼得·克劳森的人正往斯皮塔尔街的药铺走着。这位克劳森讲究仪表，见不得衣服弄脏。若是衣上着了土，他必会停下来不厌其烦地掸净，全不管约好的事情。如果时间实在不够，那他也许就干脆不给嚷了几个礼拜腿疼的老婆买膏药了。而老婆一赌气，也许就取消了日内瓦湖之游，她自然也就不可能在湖东的堤上遇上遛弯儿的某位凯瑟林·戴碧奈，也就无从把戴碧娜小姐介绍给儿子理查。那样，也就没有1908年12月17日理查和凯瑟林的喜结良缘，也就没有1912年7月8日弗利德里奇的出世，更没有弗利德里奇·克劳森1938年8月12日做汉斯·克劳森的爹爹那回事了。没了汉斯·克劳森，1979年欧洲联盟的建立便无从说起了。

这位将来的女人，被时间冷不丁从彼时抛到了此时，在克莱姆大街22号的暗处藏头匿尾。她是知道克劳森的，以及别的千百个即将发生的故事。这故事将由婴儿的降生、街上的行人、此时的鸟鸣、彼处的椅子，或许还有一阵风来展开。她蜷缩在阴影中，人家看她，她不看人家。她蜷缩着，等着光阴之流把她载回到自己的时间。

当来自未来的旅人必须先开口时，他哀哀嘤嘤，语焉不详。他忧心忡忡，因为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损害他的将来。他被迫目睹，却不得参与并改变任何事件。他羡慕那些生活在自己时间里的人：他们不知将来，不计后果，想干什么就干。他无所作为，想一洼惰性气体，一个幽灵，一张无声无息的纸。他没有人格，他是时间的流放犯。每个城镇、每个村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倒霉鬼。他们躲在屋檐下、地窖中、桥洞内、野地里。没人向他们打听将来发生的事情、将来的婚姻、将来的生育、将来的金融、将来有什么发明、将来如何赚钱。他们只有孤独落漠，被人可怜。